战略转型、风险控制、制度创新、资本争战

　　2002年是中国企业的关键年头，因为这是中国加入WTO的第一年，是世界经济环境持续低迷的一年，是国内经济环境比较复杂的一年，也是我国企业竞争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

　　在这样一个年度，我国的企业主要面临以下四大关口：

　　关口一：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战略转型

　　中国加入WTO，我国大部分企业都是被动地、随机地参与竞争。具体体现为根据中国加入WTO导致的竞争形势采取随机性策略，缺乏全局性和长远性。这类竞争有时会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或某一个战役的胜利，但却不能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甚至可能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真正的战略是驾驭竞争而不是追随竞争，进行竞争设计而不是随机参与。 　
　
　　战略竞争与自然竞争的主要区别点在于：

　　战略竞争注重目标的长远性和希望性，代表着企业发展的愿望目标而不一定是精确的利润目标。战略目标着眼于公司长远的利益，而我们许多企业进行战略规划的核心则是每年盈利多少，几年的销售额和利润达到多少；而战略竞争着眼于建立一套公司整体的盈利模式和可持续性发展思路。

　　战略竞争强调战略策划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意味着形成整体的盈利模式而不是策略的分散化。整体比任何部分都重要。局部的策略绝对不能取代整体的策划和精心的组织，以及精心的实施方案。否则可能会伤及整体，甚至再好的策略也会被别人模仿，领先的自己则可能处于下风。
　　
　　战略竞争注重现成规则的突破与新规则的创建，着力于摆脱传统的束缚而不是对规则的崇拜。竞争的规则往往是强者制定出来或约定俗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遵守商业规则是必要的，而不能完全遵守那些大型巨头划定的圈子，如果我们完全按照那些国际巨头的竞争机制安排发展自己，到头来只可能是别人的附庸，因此必须敢于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规则，敢于进行既定规则的突破。 　

　　关口二：以应对全球性经济波动为主题的风险控制

　　20世纪的经济发展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经济波动往往在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或取得所谓的“奇迹”之际爆发。 　　
　　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生理现象”。尽管这一生理现象会带来恐惧、不安和痛苦，也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却是必然的现象。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来说，市场经济本身都是一种风险性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在享受由此带来的利益的同时，也必将承担由此带来的危机和风险。中国即使内部控制了发生经济危机的隐患，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来自外部的冲击，特别是中国已经加入WTO。他国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了经济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出现危机的可能性。金融市场在国际间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当代发达国家高度开放的金融市场使国与国之间的金融资本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紧密关系。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资本的这种相互融合的关系使一国金融系统中的不均衡状况迅速地传递到另一国家，大大扩展了危机传导的渠道和加速了危机的传导速度。置身其中的中国也不例外。
　　
　　危机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逐渐复苏并不能说明经济不再有衰退的危险。潜在于经济中的威胁、隐患都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就国际金融领域的形势而言，资金市场和证券市场对全球资源配置所起的支配作用得到加强，全球股票市场资本总额年均增长率达16％以上。目前各国金融市场安全的隐患很多：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使国家金融安全问题十分突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对金融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滞后，尤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抵制国际金融风险；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量目前每天在15000亿美元以上，一旦有风吹草动，对中国汇率、利率、股市将形成剧烈冲击。在加入WTO的承诺中，中国将开放银行业、保险业和专业服务业等领域，在两至三年内，股权比例进一步放宽；在五至六年内，业务范围和地域限制取消。尽管WTO　没有对人民币资金项目自由可兑换的直接要求，但事实上银行、保险业的业务范围的取消，外资银行的进入，以及以四大国有银行进入投资银行业务为代表的银行合业经营，使金融市场在各个领域开放，虽然有利于提高内地资金资源的使用效率，但加大了中国在金融市场领域面临的风险。如果说1997年中国成功地抵御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对资本市场严格控制的话，那么，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在WTO的压力下加速开放，能否再抵制类似的金融危机，将是一个未知数。何况，目前中国金融市场有不少隐患，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资本外逃等非正常资本流出现象严重，再加上汇率制度实际上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缺乏弹性变动。因此，中国的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是很大的。

　　为此，我国企业在2002年应该更加注重资本结构的合理性，确立危机防御策略，强化自身的抵抗风险能力，以免在危机到来之时而无还手之力，就像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韩国许多大型企业那样。

　　关口三：以培育企业家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优秀的企业家和企业经营者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基本要素，但其发挥作用和成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就是制度。应对WTO的关键在于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的关键是企业家的竞争。应该说，中国并不缺少企业家人才。跨国公司的中国分公司在本土化进程中的头面代理人基本上都是先去国外镀几层金后又回国的“海归派”；在东南亚及亚洲四小龙中，也有相当多成功的企业都掌握在华人的手中；甚至在国内一些并不出众的温州等地的人，一到欧美，不几年就能成功地做活跨国贸易。那么，这些人为什么在国内就不行，一到国外或者是外资企业中就很出色呢？应该说，中国缺少的就是让这样一个群体充分发挥他们聪明才智和才能的体制条件。

　　企业家成长最理想的条件是创造一种如何把资源交给最优秀的人的环境。因此，我们在2002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应该在全国范围完善制度安排，为企业家的脱颖而出确立科学的市场机制。董事会聘用经理人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市场化的最高境界是选择优秀人才的中介的产生，市场化最发达的形态是中介市场，通过中介市场来协调投资人和经理人的关系，从而达到专业化的程度。

　　企业家体现在企业中，企业制度不规范，自然不可能出现企业家。我们的制度建设应该在完善经理人薪酬制度的同时，建立企业家的法律和市场监督制度，对企业家的约束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建立企业家的资信等级制度，避免鱼龙混杂，并防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和坑蒙拐骗的发生。而且也应该建立经理人无任期制度，因为企业家的产生是一种长期行为，现在实行的经理3年短期任期制难以产生企业家。

　　关口四：以产权交易为主要形式的资本竞争

　　加入WTO，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首要主题将是产权交易。产权交易必将成为未来资本竞争的主要形式。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初的黄鸿年通过香港中策公司在国内发起的一轮轮兼并、收购风潮却让国人感到了少有的震颤，也使我们对资本运营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认识。众多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以黄鸿年为楷模，为建立自己庞大的帝国而进行着奋斗，并也因此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资本运营高手。
　　
　　中国加入WTO，我们的企业将可能面临新一轮的国际企业并购战，那些看好中国市场和生产能力的国际知名企业将很可能通过并购的方式进入，他们的势力已经是一个小小中策集团不能相比的。一份联合国贸发会议委托进行的《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的调查数据表明，目前《财富》500强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我国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世界上最主要的电脑、电子产品、电信设备、石油化工等厂商，已将其网络扩展到我国。如果说，以往他们因受到政策限制而大量地进行厂房建设的话，2002以后的他们不再是直接在中国建厂，而是通过资本市场利用产权交易方式控制中国的企业。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前几年“爆炒”的资本运营概念，这是一轮新型的国际资本竞争。

　　并购只是跨国企业进行扩张的一个支点。以此为支点，他们用少量资本合法拥有被并购企业的产权、经营权。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上，待并购的企业严重供大于求，将为跨国公司通过并购占领中国市场提供难得的机遇。